从这个角度看，技术的发达程度决定了金融活动的边界。
近日，证监会与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旨在规范货币市场基金销售中的非公平竞争行为，降低基金申购赎回中的流动性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根据2017年公布的《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 同一基金管理人所管理采用摊余成本法进行核算的货币市场基金的月末资产净值合计不得超过该基金管理人风险准备金月末余额的200倍。
截止2018年1季度，中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约为8万亿人民币，已经很接近短期内的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的上限。之所以会带来这种回落，一是，2001年后美国基准利率长期处于低位，货币市场基金吸引力下降。截至2017年1季度，全球货币市场基金规模达到4.82万亿欧元，占全球公募基金的11.2%。从1974年至2016年，一个典型公民的资产配置中活期存款从8%下降至2.5%，货币基金从0.1%上升至2.7%，超过了活期存款。当然，利差缩小原因是债券这种直接融资产品本身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以美国为例，美国从 1970 年开始放开短期大额存款和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但小额存款的利率仍然受到管制(Q条例)。根据数据模型分析表明，银行同业存单利率是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的显著驱动者，而反过来，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对银行存单利率几乎没有影响。从现代金融业创新发展角度看，国际贸易需求衍生出了倍数增长的全球投融资和国际资本流动需求，现代离岸金融中心的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国家应当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将本币合作的政策沟通成果以法律文件形式固化，通过签署双边或多边协议，鼓励和引导人民币在投资和贸易活动中的使用，为本币合作打下更为扎实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多元化的境外人民币离岸中心，有助于补齐国际金融市场效能失灵的短板，分散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外溢效应，防范化解全球性金融风险，避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产生致命性冲击。建设境外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关键，是要深化法治互信和法治合作，应当首选政策和法律环境完善的沿线国家。此外，应当在沿线国家央行大力支持下，加快建设CIPS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将人民币交易系统功能延伸到沿线国家金融市场，支持多币种清算，不断完善报价、成交、清算以及交易信息发布等功能，为跨境人民币业务提供高效保障。
一带一路建设启动以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大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多条经济走廊建设齐步推进，陆路以中欧班列为主要载体和通道，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沿线国家正在携手建设通畅、高效、安全的运输大通道。对外投融资要严防国内产业空心化，要不断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争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高端地位。
其中，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逐步稳定下降，控制广义货币（M2）供应量规模的任务还很艰巨。在金融市场欠发达的沿线国家，着重提供人民币清算结算、存款贷款、外汇交易等基础类金融产品，培育人民币的国际市场需求。从全球整体而言，石油的所属权不能决定石油的计价权和定价权。出口国在积累了大量人民币外汇资金后，就自然而然有了保值增值需求，会在全球金融市场积极参与人民币金融交易，并坚定全球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一带一路为凝聚更多国家共识，探索完善全球多边投融资和贸易合作新规则提供了平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再次，本币合作要重视金融规则和标准的走出去，力争实现引领全球金融创新的目标。长远看，本币合作对国内金融支持体系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中，通过加强本币合作在重大项目建设中优先使用人民币资金，减少美元汇兑损失和防范汇率风险是投融资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当前，着力解决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准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困难，创新形成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要的境外投融资新模式是当务之急。
要坚定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为契机，不断完善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相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大力发展CIPS等更加先进可靠的跨境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5月末，M2余额174.31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0.8个百分点。
以本币合作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应当建立更加符合沿线国家国情、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议事规则和决策机制，充分发挥规则和法治在凝聚共识、平衡利益、支持发展、定纷止争等方面的根本性作用。概括而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中心，应当既为商品和服务贸易提供人民币支付、结算和信贷等基础性金融服务，又要提供金融衍生产品等多元化的金融交易投资服务，引领全球金融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本币合作，要加强顶层设计，夯实基础，脚踏实地，不能舍本逐末，更不能影响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中，石油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世界工业化的必需品易耗品，是全球出口量最大的大宗资源性商品在早期，社会力量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但逐渐地，社会力量表现为选票。不难理解，一旦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资本就对权力构成了制约。
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用钱换生命，生命等于金钱，这是资本逻辑。深入些看，这不也是社会逻辑吗？ 不管怎样，出了那么多事，资本都能轻易用钱来搞定。
首先是政府监管权力出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正义意识的缺失，是资本赖以为所欲为的社会心理基础。
马克思批评西方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资本管理国家事务。福利社会因此也体现为规制型社会。
当金钱成为社会粘合剂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人们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逻辑都是一样的。在最基本的层面，政府权力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法律与秩序。这个转型当然是长期的，即使到现在还在进行。
部分极端的资本精英、权力精英，有时甘愿自我堕落。这里就涉及资本、权力和社会三者的关系。
一旦权力纵容资本、为资本推波助澜，就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为所欲为。在西方民主化之前，资本和权力基本上是一体的，资本是权力的基础，社会一直处于弱势。
因此，人们也发现，东亚社会那些成功的民主化，大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实现的。马克思当年刻画了一个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即一个彻底由资本主导的社会。
社会制约 在很大程度上，金钱原教旨主义不仅是资本的逻辑，更是深入于人心、是整个社会的逻辑。一方面，在权力面前，资本似乎什么都不是。企业出了事情，资本就能借助权力，轻易把事情搞掂。马克思因此不仅呼吁被资本统治和剥削的人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他本人还投入于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风云一时。
但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会在中国再生。到今天，人们知道尽管这两条道路都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但结局是很不相同的。
资本异化 在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中，各个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金钱关系，而社会各个层面的治理（企业和社会组织乃至国家）也主要使用货币方法，是一种可以量化的数字管理。更值得探讨的是，资本有着让受害者二次受害的能力。
但现在精英之间没有共识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义，精英毫无责任可言，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民众。反观当下中国，情况似乎就没这么乐观。
